然，2月16日出版的今年第4期《求是》雜志上發表了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文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研究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時的講話》，文章指出，擴大消費是對沖疫情影響的重要著力點之一，要積極穩定汽車等傳統大宗消費，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配額，帶動汽車及相關產品消費。

緊接著，2月20日，商務部在召開的發布會上提出，將深入貫徹落實中央關于“積極穩定汽車等傳統大宗消費”的重要決策部署，會同相關部門研究出臺進一步穩定汽車消費的政策措施，減輕疫情對汽車消費的影響。這樣積極信號的發出，為身處低谷的汽車業發展帶來了巨大鼓舞，也讓因疫情受到影響的中國車市看到曙光。汽車行業在期待什么樣的利好政策？那種政策更有實操性？不妨結合當下的車市環境來看下以往的經驗做法及成效，或許能從中找到方式方法。

中國車市：進入低谷期車市負增長始于2018年。業內多數人士認為，中國車市負增長將成為一種新常態。“中國汽車市場結束了以往以增量為主的粗放式增長期，增量為主的日子結束了。” 北汽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徐和誼曾在某電視節目中公開表示。車市負增長的態勢已持續至今。中國汽車工業協會（以下簡稱“中汽協”）統計的數據來看：2018年中國汽車銷量為2808.06萬輛，同比下降2.76%。2018年結束了自1990年以來汽車銷量保持正增長的征程，首次出現負增長。2019年中國汽車銷量為2576.9萬輛，同比下滑8.2%。車市持續第二年負增長，且下滑幅度擴大。2020年1月，中國汽車銷量為194.1萬輛，同比下降18%。按照傳統經驗來看，1、2月受春節影響，原本就屬于汽車消費淡季。不料，又發生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沖擊了各行各業的正常發展。由于汽車行業的產業鏈條長，所受影響十分明顯。復工延遲影響的不僅僅是國內汽車廠商的生產排產進程，還波及到了周邊的汽車大國日本、韓國，以及十分重視中國汽車市場的德國等地的跨國車企。這些海外車企因面臨著來自中國汽車零部件短缺問題，不得不遭遇停工、停產，因此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不可估量。

新冠疫情的發生，為原本就徘徊在市場低谷的汽車市場帶來了更重的陰霾，雪上加霜。“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行業的正常運行節奏，短期內汽車的生產和銷售將受到巨大沖擊，零部件供應體系被打亂。”中汽協在發布1月產銷數據時表示。不過，正如商務部所表示的那樣，“疫情對汽車行業的影響是階段性的，隨著疫情控制，生產生活逐步恢復，后期汽車的補償性消費需求將顯著增加。”汽車行業盼“救市”政策車市下行壓力大，再加之受疫情影響，不少人開始寄希望于政府出臺汽車“救市”政策。此時，于1月29日由佛山市人民政府印發的《佛山市促進汽車市場消費升級若干措施（試行）》被業界解讀為“疫情之下首個出臺汽車補貼的城市，是車市利好、救市良方。”

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對此也這樣認為：“佛山促汽車消費政策是很好的參考。” 查閱原文發現，佛山市促進汽車消費采用的措施是“購車補貼”，具體的補貼措施為：1、 佛山號牌車主憑舊車售賣發票或汽車報廢注銷證明購買新車，每輛給予3000元補助；2、鼓勵汽車集體采購，對同一消費者一次性購買5臺及以上的大、中、重型客運、載貨汽車（車輛單價不少于50萬元），每輛車給予5000元補助；3、鼓勵消費者購買新車，每輛給予2000元補助。其實，早在2019年9月12日，為激發汽車消費市場活力，發揮汽車對消費升級的帶動作用，佛山市商務局就草擬了上述措施，并開始面向全社會公開征集修改意見。
 
（一）盼“購置稅減免”閱讀原文可以發現，上述佛山的促進汽車消費措施所貫徹的是2018年10月11日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8-2020）的通知》的精神。

在國務院于2018年發布的這項通知中，對促進汽車消費優化升級做了具體說明，其中提到了新能源汽車車輛購置稅優惠政策、雙積分政策、汽車銷售打破品牌授權單一模式、推進汽車平行進口試點、全面取消二手車限遷政策、修訂報廢汽車回收管理辦法、深挖汽車后市場潛力、汽車購置稅等相關內容……彼時的汽車市場，金九銀十已不存在。相關數據顯示，2018年9月份的汽車銷量下跌了13%。對于已經開始下行的汽車市場，那時業內呼吁最多的“救市”政策是“車輛購置稅的減免”。

因為，2015年10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對購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按5%的稅率征收車輛購置稅，即減半征收。2017年車輛購置稅按7.5%的稅率征收車輛購置稅。所以，很多樂觀人士希望車輛購置稅減免政策會在2018年繼續實施。事與愿違，自2018年1月1日起，車輛購置稅恢復按10%的法定稅率征收。為了消除“購置稅減免”斷檔帶來的損失，2018年中，主流車企紛紛“自掏腰包”為車主減免購置稅，甚至當時業內還出現了一波價格“官降”，但2018年車市仍舊出現了下滑。（二）猜想“汽車下鄉”政策盡管如此，業界關于汽車“救市”政策的猜想與渴望并沒有停止。

2019年年初，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接受央視專訪時表示，“今年（2019年）將出臺鼓勵汽車家電消費新政”，還指出“現在汽車已從城市進入鄉村，也考慮到制定相關政策鼓勵農民消費。”

這樣的信息讓業界猜想：難道新的“汽車下鄉”政策要出臺？據悉，汽車下鄉是2009年1月14日，國務院公布《汽車行業調整振興規劃》提出的，從2009年3月1日到12月31日，國家將安排50億元，對農民報廢三輪汽車、換購輕型載貨車及購買1.3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車等，給予一次性財政補貼。2010年初，“汽車下鄉”政策實施延長一年至2010年12月31日。當時的汽車下鄉政策對三四線城市汽車消費的提升有很大作用。

中汽協統計的數據顯示：2010年全年汽車產銷分別為1826.47萬輛和1806.19萬輛，同比增長32.44%和32.37%。不過2019年已過，對于針對鼓勵農民汽車消費的政策尚未出臺。（三）押寶“限購城市”在過去的2019年，關于汽車市場的利好消息還有一個，即2019年8月27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加快發展流通促進商業消費的意見》，其中提到要釋放汽車消費潛力，指出“實施汽車限購的地區要結合實際情況，探索推行逐步放寬或取消限購的具體措施。

有條件的地方對購置新能源汽車給予積極支持。”把大城市的汽車消費能力釋放出來被視作是一項“救市”政策，業界的目光又轉移到了已實行汽車限購政策的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杭州、成都、貴陽等城市和海南省。廣州、深圳兩地對汽車限購最先松綁，共增配了18萬輛搖號指標。據悉，2019年6月2號，廣州和深圳分別發布通告，2019年下半年和2020年全年，廣州和深圳將分別新增10萬和8萬個車牌指標。2019年8月7日，海南省公安廳發布《關于2019—2020年全面放開新能源小客車指標申請資格條件和數量的通告》，自2019年7月1日—2020年12月31日，海南省放開新能源小客車增量指標申請資格條件及數量，單位和個人申請新能源小客車增量指標資格條件及數量不受《海南省小客車保有量調控管理辦法(試行)》限制。2019年9月12日，貴陽市政府宣布，《貴陽市人民政府關于廢止〈貴陽市小客車號牌管理暫行規定〉的決定》已經市人民政府第62次常務會議通過，廢除汽車限購措施，并取消“購車搖號”。

據悉，貴陽于2011年7月開始限購，為上海和北京之后的第三個限購城市。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天津市小客車總量調控管理辦法（修訂稿）》，降低了準入門檻，擴大了申請范圍。在盤活廢棄指標方面將單位“廢棄”指標轉為個人指標進行配置。總體來看，汽車限購城市的松綁程度不一。“限購城市若能新增20-30萬個配額,將對2019年的車市提振有一定貢獻。”崔東樹認為。

據悉，當前限購地區的汽車號牌配額總數約60萬個。其中，上海2019年的投放數量為11.21萬個。2月7日，北京市小客車指標調控管理辦公室2020年小客車指標年度配額為10萬個，其中普通指標額度4萬個，新能源指標額度6萬個。然而，截至2019年12月8日24時，普通小客車指標申請個人共有3335437個有效編碼、單位共有72036家；新能源小客車指標申請個人共有458673個有效編碼、單位共有11263家。以此來看，限購城市的汽車消費需求空間甚大，但是考慮城市交通以及環境保護等因素，限購城市完全放開的實操性欠佳。而如國家最高領導人文章里所指出的，“鼓勵汽車限購地區適當增加汽車號牌配額”才最貼切實際。

“利好”落實才是關鍵綜合車市現狀，以及不可控因素（新冠疫情）的發生為其帶來的負面影響，車市提振的好經驗、好做法無非就是上述所列出的幾項，而且在實際操作層面也有跡可循。對于當下復雜的車市環境，盡管壓力重重，但是中汽協人士還是表示，暫時沒有明確考慮提出汽車消費政策的建議，“去年國家對汽車的消費促進出臺了很多政策，如果能把包括刺激二手車流通、解除限行限購等一系列汽車消費政策落實，對國內汽車市場能起到很好的促進作用。”限購城市松綁信號在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文章中被指出，這是第一信號，是方向性的指引。

接下來汽車消費市場的刺激，需要限購城市做出貢獻。總結：為什么把提振車市的目光聚焦到限購城市？一些研究機構曾作出判斷，當下汽車的增量主要在于汽車換購，換購汽車的加價范圍在5-10萬元。此外，汽車總體市場雖然在下滑，但是豪華品牌車市卻出現了逆勢增長，為何？終究還是歸結于消費能力。當下，有較強汽車消費能力的人群集中在一二線等經濟發達的城市，三四線城市的消費能力被樓市所禁錮，所以松綁限購城市的汽車市場，才是車市低谷里的一道光。
來源：蓋世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