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發生歷史性變化，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

 

10月27日，國新辦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這是中國繼2011年以來，第二次從國家層面對外發布的關于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白皮書。

 

白皮書的發布意味著什么？當前部分地區的電力短缺會影響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嗎？帶著這些疑問，記者采訪了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社科院生態文明所原所長、學部委員潘家華，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燦，圍繞白皮書的相關話題進行權威解讀。

 

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應對氣候變化，中國言出必行

 

記者：根據白皮書，2020年中國碳排放強度比2005年下降48.4%，超額完成了中國向國際社會承諾的到2020年下降40%—45%的目標，基本扭轉了二氧化碳排放快速增長的局面。我們能取得這些成果的原因是什么？

 

潘家華：能取得這些成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首先是生態文明理念的生根發芽。

 

如果沒有認知上的根本轉變，要人們采取行動是很困難的。

 

第二點在于零碳可再生能源技術革命性的突破。

 

從電力的生產側來看，我們需要的是能源服務，可以使用“零碳”的能源服務來擺脫碳。2015年前，風、光等能源發電的成本和效率，無法和常規的化石能源相提并論；2010年后，僅僅10年時間，風、光發電的成本下降了80%以上，這樣技術上革命性的突破，讓我們有了信心和底氣。從電力的需求側來看，純電動汽車的出現，讓我們看到了擺脫燃油車的可能。

 

技術的突飛猛進，讓我們從生產和消費兩側都看到了“零碳社會”的曙光。而技術之所以能突飛猛進，跟生態文明理念的轉變密不可分，二者相輔相成。

 

第三，人們對生態環境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以前，人們更在乎收入的增長、消費水平的提升，對環境質量重視不夠甚至忽略。現在人們要求清新的空氣干凈的水，必須要從源頭上減煤去煤。

 

第四，近年來極端天氣事件的頻次和強度大幅度提升，比如南方高溫熱浪、鄭州和山西的極端暴雨，減排控制溫升，關乎永續發展。

 

最后，這也是擔當國際責任的體現。美國作為發達國家，拒絕批準《京都議定書》、退出《巴黎協定》；而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與世界攜手一起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同國際展開有實際意義的合作。

 

記者：白皮書提到，我國國家自主貢獻新目標舉措：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到2030年，中國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將比2005年下降65%以上。65%這個目標的設定是基于哪些考慮？我們面臨哪些挑戰？

 

王燦：這個目標是綜合考慮未來經濟增長的預期和碳達峰的要求設定的。實現這個目標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因為隨著經濟發展速度的放緩，碳排放量的增速要得到更快的控制。

 

從“雙碳”目標給出的路徑來看，十年的時間，我們要盡快實現GDP的增長跟碳排放脫鉤。如何讓這么大的經濟體，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轉變，同時要快速進入低碳和脫碳軌道，讓能源系統先于經濟系統實現脫碳化，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

 

潘家華：這個強度目標是過渡屬性的，測度能效和碳生產力的提升。我們現在走向碳中和，盡管效能也重要，但核心要義在于絕對量的控制和下降。發達國家的國家自主貢獻，幾乎不涉及強度指標，而是絕對量的管控和削減。作為發展中國家，這些相對屬性的指標仍然有意義，但隨著最終的碳中和，相對量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電網

 

電力短缺，“雙碳”目標不該“背鍋”

 

記者：部分地區電力短缺會影響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嗎？會影響我們的碳排放目標嗎？

 

王燦：要一分為二來看，短期來看是有可能的。因為要迅速解決短期的電力供需矛盾，比較可行的方式是增加化石能源為基礎的電力供應，進而帶來短期內碳排放的增加。但從長期看，只要保持通過發展可再生能源來滿足未來電力需求增長的能源發展路徑不變，就并不會影響“雙碳”目標。

 

潘家華：近段時間電力短缺，拉閘限電，企業關停，情況很嚴重。但是，碳達峰、碳中和不應該“背鍋”。把電力短缺歸結于“雙控”目標，是很膚淺、表象的認知。

 

首先，我們的電力和能源消費，總體是平穩的，沒有明顯增加。其次，政府和市場的渠道手段都有，不可能無征兆，突然煤碳電力短缺了。一段時間以來，整個社會言必談“雙碳”，歸因“雙碳”，理所當然。但是，這不是簡單的碳的問題，即使有問題，也是有人高喊“雙碳”口號，盲目、懶政，把“雙碳”當做“一刀切”的借口。

 

任何正常運行的經濟體，遇到自然的、市場的、社會的變化而出現的經濟波動太正常不過。就像汽車行駛有彎道一樣，轉彎不能一下子急剎車，需要有緩沖期，不能“一刀切”。

 

客觀層面，國際上因為疫情原因，許多經濟體的正常生產營運受到沖擊，生產停滯，社會基本需要難以保障。我國在新冠疫情下，嚴防嚴控，在疫情退潮情況下，企業迅速啟動生產，減少損失，因而我國的產能得到利用，滿足國內和國際市場的需求。相對于疫情減產停產，恢復生產自然需要能源消費的增加。

 

之所以說電力短缺和“雙碳”無關，是因為碳中和是2060年前實現，我們還有40年左右的時間。這期間，我們的火力發電站是可以漸漸正常關閉的，不是2021年就要立刻關閉。我們所說的峰值，也不是立即實現，更不是攀高峰，而是要經過一個高位平臺期，會有多峰突起，不是單一的峰。因而，不應該“一刀切”！

 

能源作為經濟社會正常運行和發展必須的動力來源，隨著經濟社會和自然條件的變化，肯定會有波動的，而且這個高位平臺期是比較長的時期，只要從長遠的趨勢來看碳排放是波動下降的就可以。

 

 

 

運行中的內蒙古達拉特光伏基地

 

記者：部分地區的電力緊缺，是否也提示我們，中國需要降低對化石能源的依賴？東北等地電力短缺，是否從某種程度上加速了“脫碳”進程？

 

王燦：確實是有依賴，這個無論是產業界、能源界還是公眾都能直接感受到。但電力危機也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一方面要盡量減少生產終端用能里面高耗能產業的比重，老百姓的能源消費里也要盡量厲行節約。另外，在用能的時空分布上，還有比較大的空間做優化調整，削峰填谷，建立更完備的用能調節機制，利用大數據、虛擬電站等新興技術來實現更加科學合理的能源轉換和能源消費。

 

記者：去年嚴峻的疫情之后，多地地方政府為了拉動投資、刺激經濟，一大批煤電項目逆勢上馬。這會給我們實現最終目標帶來哪些影響？會影響碳達峰碳中和嗎？

 

潘家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地方政府的短視和不理性，做這些投資，是要做好思想準備的：高碳鎖定會增加資產閑置和資產浪費。投資幾年之后，煤電最后賣不出去，成本怎么收回來？這是投資商和地方政府需要擔心的問題。

 

一方面，國際社會加速邁向碳中和，另一方面，廉價的零碳能源占據市場，高碳的煤炭投資項目，最后可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但這些投資不會對碳中和造成根本的影響。

 

王燦：這些其實只是某些地方政府不完整、不準確、沒有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的做法。

 

按照以往的經驗，一些地方在面對短期經濟發展上的困境時，習慣于依賴傳統的發展模式，增加兩高項目。表面上能夠解決一些問題，因為有了新項目，GDP指標就上去了；項目建設活動增加了，當前的就業就上去了。但是這個產能本身可能是過剩的，產能背后還有生態環境的污染和氣候變化壓力等一系列的問題。

 

這也體現出我們面臨的一些問題往往是多重矛盾的疊加的產物，比如疫情、短期經濟發展的困境、能源供需的不平衡、局地的環境污染、中長期的氣候變化等等。要把這些矛盾放在一起考慮，才能夠找到一個更優化，更合理的方案。

 

 

 

山西陽城電廠超大型煤場 

 

白皮書，對光喊口號的發達國家施加壓力

 

記者：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近日發布的各國國家自主貢獻 (NDC) 的最新情況，盡管許多國家承諾了新的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目標，世界仍然難以實現《巴黎協定》規定的控制升溫 2 攝氏度的目標。在這樣特殊的背景下，白皮書的發布有哪些現實意義？傳遞出什么信號？

 

王燦：現實意義體現在能夠幫助公眾提振信心，并為解決氣候問題提供了根本出路。一方面，應對氣候變化必然會面臨很多矛盾和困難，我們需要有錨定目標的決心和信心。而白皮書展現出我們近些年來進行氣候治理的成果，可以提振信心。

 

另一方面，短期來看我們有能源供需的矛盾，長期來看我們將面臨傳統的能源供給方式與環境和氣候安全的矛盾。白皮書則為我們解決這些矛盾提供了大的方向——堅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指引下，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通過綠色安全的能源供給方式來滿足未來的能源的需求，協同解決能源供需問題和應對氣候變化挑戰問題。

 

潘家華：白皮書發布傳遞出的信號是非常積極的。首先，我國雖然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還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做出這樣的擔當，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表明中國在做出積極、自主的貢獻。

 

第二，是對只說不練光喊口號的發達國家施加壓力。美國人均排放二氧化碳15噸，是中國的一倍以上，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歐盟看似做得很先進，但除了丹麥芬蘭等比較小的經濟體之外，德國、法國等都明確是要到2050年才能實現碳中和。

 

中國目前城市化進程還沒完成，工業化進程還沒完成，人們的收入水平還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況下，我們都這樣努力，那他們有什么理由不做的更好一些？這是我們在給發達國家施壓。他們不能光說不練，他們必須加快步伐，他們必須做得更好。

 

第三，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我們能做到這樣的自主貢獻，是給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標桿示范。

 

記者：這次白皮書的發表，體現了中國該領域內在國際上的什么地位和作用？

 

王燦：中國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參與者、貢獻者和引領者。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有能力去發揮引領性的作用，比如提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和中國經驗等，也在一些雙邊、多邊的磋商中為國際制度的構建貢獻中國智慧。

 

當然，在聯合國應對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在涉及一些具體的議題和行動時，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的責任和能力還是有區別的，發達國家應該在資金、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做出表率。

 

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也會越來越凸顯。這不僅是我們主動作為，也是回應國際社會的期待。因為中國成功發展的事實擺在那，大家希望看到中國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對未來是怎么期望的，以及中國對于一些問題的態度。

 

當然這也從另外一個方面為我國的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其中就包括人才培養。未來的全球治理上，中國發揮積極作用的需求會越來越大，需要大量了解中國情況、具有全球視野的國際化人才，這些人才在參與國際事務時，不僅需要有多學科的專業知識，還需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這確實是中國目前迫切需要補上的一大短板。